掉了特权，因而对一部分官僚来说，尽快地把自己管理的国家财产转化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私有财产也非常具有吸引力），要么把民主化作为他们向上爬的阶梯，因而他们急需打破妨碍他们得到权力的一切东西：共产党、社会主义，甚至联盟中央，因而他们自然成为激进民主派；地方的官僚—精英阶层则祭起民族分离主义大旗作为自己争权夺利的法宝。

戈尔巴乔夫无疑意识到了官僚—精英阶层对自己的改革缺乏真正的支持，甚至越来越激烈地反对，因而他对保守派和激进民主派都予以打击。因此戈尔巴乔夫期待民主化引进人民群众参与，来支持他的改革。但是，作为一个长期在领导机关忙于具体事务的人，戈尔巴乔夫在两个地方没有真正了解群众：一是他没有预料到苏联的公民社会远远没有发育成熟，群众往往被野心家们煽动起来的情绪所左右，思辩能力较差，因而民主化极易导致街头政治和社会混乱；二是他没有预料到群众对传统的“社会主义”早已丧失信仰，只是在苏联官方的刻意宣传之下才维持了表面的稳定；而革新了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群众并没有很深刻的认识，也没有为了捍卫这种不太清楚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而斗争的决心和信心。群众希望变革，但并不清楚变革要付出什么代价。而1989年以后苏联的经济形势急转直下，群众生活水平下降，加上激进民主派蓄意制造混乱，分离主义活动猖獗，整个社会逐渐步入危机状态，因而群众对戈尔巴乔夫改革、对“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支持率和信任感也急剧下降，群众开始发生分化：少部分转为拒绝改革的保守立场，另一部分则被激进民主派的慷慨许诺所暂时迷惑。由于多数人不愿意再按原来的方式生活，相比之下激进民主派迅速摆脱危机的许诺更吸引人，因而他们获得了很高的支持率。

1991年5月，苏联进行了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民意测验。抽样人口中，10%赞成改革前的社会主义；36%赞成更多民主的社会主义；23%赞成瑞典式的社会主义；只有17%赞成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从该民意测验结果可见：当时支持改革，也就是主张走“更民主的社会主义”和“瑞典式社会主义”道路的苏联群众是主流，合计占到被调查人口的59%；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模式已经声誉扫地。但同时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是苏联人民的意愿。在是否保留苏联的全民公决中，76%的居民也是赞成保留的。但在苏联的官僚—精英阶层当中，只有赞成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赞成民主社会主义；多达的人赞成资本主义。官僚—精英阶层与人民群众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遗憾的是，官僚—精英阶层借助突发的“八一九事件”后形成的混乱局面，再次强奸了民意，主导了苏联历史的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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