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道辈出，孙思邈的《千金方》推动了医药学的发展，成玄英、李荣和王玄览的重玄学发展了道教理论建设，茅山派宗师司马承祯的《坐忘论》、《天隐子》提出的修炼方法成为内丹学先驱，道教学者对教义、修炼、斋醮及科学技术都做出了巨大贡献。此时的道派在理论教义和法术科仪上相互融合，以终南山、茅山宗为道教主流。

当时，三教之间关系成了政治上的一个热门话题，隋唐宋诸朝间屡屡举行的三教辩论大会，虽然表面上呈现了三家之间的区别与矛盾，但客观上却为三教的思想交流和融合提供了绝好的机会，并反映了社会政治对整合三家的需要。如唐“贞元十二年四月，德宗诞日，御麟德殿，召给事中徐岱、兵部郎中赵需、礼部郎中许孟容与渠牟及道士万参成、沙门谭延等十二人，讲论儒、道、释三教”。三教在唐宋时频频进行的廷争，通过彼此之间的相互陈述与辩论，结果却有了更多共同使用的词汇、概念和思维表达方式，若“借儒者之言，以佛老之，学者利其简便”，客观上使三教在内质上加深了彼此的了解与认同。如从唐代起开始风行中国佛教界的禅宗“是一个典型的儒、释、道三教结合的派别”。甚至从唐时起“中医药学是儒、道、佛的一种共同语言和联系纽带”。

中唐以后，天子生日举行有关三教的传统性活动──三教讨论”，致使“中唐产生了三教一致的思想”。不过由于这些辩论的主题方向往往是在儒家经世致用的框架下展开的，目的是为了皇朝的“鼎祚克昌”和“天下大定”，故三教连称在唐代，虽然亦将三教置于相同的地位，但此时三教内的重心，已由佛教转入到儒家，因为“南朝的梁陈，北朝的齐隋都极力提倡佛教。唐代思反其道，便极力提倡儒家经世之术”，并作为组织上述三教辩论的出发点。

北宋统治者继承了唐朝崇奉道教的政策，宋太祖和宋太宗为此奠定了基础。宋真宗和宋徽宗掀起了两次崇道热潮，编修道藏，大建宫观，册封神仙。北宋时期符箓道法兴盛，最有影响力的是茅山、龙虎山、阁皂山三山符箓，高道众多的茅山宗实力最强盛。内丹学经过陈抟、张伯端、王重阳等人的发扬而逐渐成为道教主流，陈抟在易学、黄老、内丹三方面都颇有建树，全真南宗紫阳真人张伯端的《悟真篇》是修炼术上一部承先启后的重要经典。

道教自古分为正一道和全真道两大派，在宋朝以前以正一道为主。宋朝道士王重阳创立全真道，主修内丹，兼修符箓，注重“性命双修”。主张儒、释、道三教平等，三教合一，提出“三教从来一祖风”的融合学。此后全真道成为世界道教主流。

不论是魏晋还是隋唐，三教的并提，都可以有着以下的意味：第一，表明作为社会的意识力量，儒、道、释各有影响范围，可以三分天下，虽然其间常有高低先后之争。第二，所谓三教归一、三教一家之类的法，不论是出于那一家之口，无一不是从维护社会道德，有利政治统治为出发点和归宿，认为在这方面是完全“一”致的，即所谓“三教虽殊，同归于善”。这种“一”致被强调的结果，实际上是将儒家理念作为三教的取舍标准。第三，三教仍然各自保持着独立的形态，不过相互间在观念和思想方式上，不断地进行交流和融合，一定程度上从外在功能上的互补加深到内在思想上的融通。第四，由于自南北朝起玄学的消退和经学的东山再起，尤其是王通、韩愈等人对新儒学的发展，一直到程朱理学的兴起，儒学主导社会意识的动能日益强大，促使三教在隋唐之后各朝儒家倾向的势头也愈来愈明显。

宋明理学，正如很多学者所已经指出的那样，它的形成，是吸收了不少佛、道二家思想的结果，也强化了它的宗教气息，“尤其是理学家的修养功夫，无论主诚主敬主静主寡欲主返观内心主致良知主敬以直内义以方外……等等，莫不含有宗教上祈祷面目”。

元明是一个阶段，最后的阶段才出现真正宗教形态上的三教合一。

元明以后，佛教与道教衰落，理学勃兴。理学以孔子的伦理思想为核心，摄取了释、道的大量哲学思想、思维形式和修持方法，使三者密切起来，难解难分”。甚至可以，宋明理学作为“新儒家比道家、佛家更为一贯地坚持道家、佛家的基本观念。他们比道家还要道家，比佛家还要佛家”，故可以其本身就体现着三教合一。

然而如此一来，就产生了一种复杂的情况。第一，宋明的新儒学由于种种原因成为一头独大的社会统治意识，完全改变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三教格局。第二，佛、道二家逐渐在“三教”中沦为配角的地位，这也降低了它们作为宗教在社会上的影响力。第三，在儒家内部，三教合一的思潮发展也愈来愈强烈。

三教合一概念在明代的提出，必定是当时的社会中已经有了合三教为一教的某种实际形态存在，哪怕是一种模糊的存在。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社会上确存在三教形态上的共一。如到了明代，三教共同崇拜的神祇日益流行，其中最盛的是关帝信仰，约成书于明中期的《三界伏魔关圣帝君忠孝忠义真经》称关羽君临三界，“掌儒释道教之权，管天地人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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