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身材高大、力大无穷、凶狠手辣，藏在黑暗的地方出其不意把下班女工抱住，用毛巾塞进她嘴里，用麻袋套住她头部，然后，一只手把她夹在腰间一口气跑出几里地，飞一般地跑到河边的树林里。

城里的居民加强了戒备，天色一黑如临大敌，女人都关好窗门呆在家里，女工夜里出行也都有男工陪伴。由于居民提高了警惕，连续一段时间没有发生强奸事件。

市指挥部嘱咐他要尽快破案，维护社会的安定。

林正儒郑重点头，接下来，他需要亲手编一张网，把这个狡猾的恶魔死死抓住。回到所里他第一时间成立了小组，在会上，他根据上述情况分析认为这个罪犯应该是本市居民，不是流窜犯，他观察城里形势的变化，天衣无缝的安排着。

此时，躲在太平间里的恶魔史记可正在策划着下一次行动。他的目的没有林正儒分析的那么复杂，他没有什么政治目的和意图，他只是干着恶魔要干的事情，因为他已经变成了一个地道的恶魔。

看到报纸上铺天盖地渲染着他干过的罪行，他不但没感到紧张和恐惧，反而感觉刺激和兴奋。他觉得这是一场他与警察、与社会斗智斗勇的游戏，他要继续玩儿下去。

自从在精神病院里抢劫春红失败后，史记可就完全绝望了，他放弃了对生活的希望和追求，他黑暗的心理再次发生扭曲，他把自己的所有的不幸和不公都归罪于社会，对社会产生了强烈的不满。他曾经从恶魔变回人，现在又从人变回到恶魔，他开始报复社会，报复女人。

这种报复社会的犯罪行为带给他一种心里刺激和满足，能够让他忘记过去屡次失败和挫折所带给他的失落和恼怒。他内心的犯罪欲望在无限膨胀，他自认为可以成为一个高智商的野兽，一个永远不为人知的恶魔。

他轻视警察的破案能力，他认为他的智商远远高于警察，他可以把这种强奸的罪行作为一种游戏，与警察比试高低。

史记可已经走向犯罪的深渊，他心里清楚这是一条不归之路，但他无法克制自己犯罪的欲望，既然已经做了他索性一干到底，他不打算善罢甘休。

他观察了几个晚上，发现市内居民戒备森严，公园内外布控严密，已无从下手，于是决定选择火车南站作为当天作案的地点，挑选没有任何防备的外地女人下手。火车站大多是外地人，不了解这个城市所发生的事，缺少警觉性。

南站地处闹市区，是西北地区的交通枢纽，每天客流动量很大，有候车的、有中转的、有商贩、有扒手、有流窜犯，站前广场人潮涌动，次序混乱。

这天夜里，史记可没有牵着狼狗，而是一个人骑着自行车来到火车南站。到了火车站附近，他拿出一个红袖标带在自己的左臂上，袖标上写着“执勤”两个字。

他骑着自行车沿着站前广场转了两圈，寻找着合适的猎物。广场苏军纪念碑下的台阶上坐着一个中年妇女，引起他的注意。

他暗中观察了十几分钟，发现这个女人只身一人，没有同伴，他暗自高兴，决定对她下手。史记可推着自行车来到这位妇女的面前，故作严肃地对这个女人说：“喂，你是什么人，这么晚了还坐在广场？”女人正在打盹，被史记可的声音惊醒，抬头一看是个执勤的警察，面色慌张地说：“我的火车晚点了三个多小时，我坐在这里候车，我要乘火车回家”

“有证件吗？”

“没有。”

“你到省城干什么来了？”

“找我丈夫，他也是个当兵的，但是我不知道他在哪个部队，这里我也不熟悉，正好警察同志，你可以帮我打听打听么？”

“没有证件，不知道地方，我看你就是骗子，还敢冒充军婚，最近严打你这样的人！走，跟我到警察局去一趟。”他伸手拉住女人的衣服，把她拽起来。

女人胆怯地站起来，嘴里嘟哝说：“同志啊，我是个农民，不是骗子！”

“你是农民？”史记可仔细打量女人，三十岁左右，眉眼既不清秀也不漂亮，面孔红润，眼光清盈，显露着纯朴、老实的目光。她的头上戴着一条白色的头巾，穿着一件蓝色的上衣，一条花色棉布长裤有几块补丁。确实是一束农村妇女的装扮。

“警察同志，我确实是农民，你看我的火车票。”她从怀里掏出火车票递给史记可。史记可接过火车票一看，是当晚去三俞县的，火车确实已经晚点了。

他把火车票放进自己的口袋里，推着自行车说：“跟在我后面，到警察局去！”史记可骑着自行车走了，女人站在原地犹豫着，她不想跟他走，可是火车票拿走了，她不得不跟他走。

她焦急地跟在史记可后面喊道：“同志，你别走哇！你别拿我的火车票呀！你把火车票还给我！”

史记可回头喊道：“我不会要你的火车票，到了警察局审查结束后我会还给你的。”史记可不紧不慢地向市体育场的方向骑去，女人气喘吁吁地跟在后面，“同志，你慢点儿骑呀，我跑不动了！”

“跑不动你就别要火车票了！”史记可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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