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通知提出：必须坚持领导班子年轻化这项具有战略意义的改革，在年龄结构上保持干部新老交替的正常格局；要以改革的精神，坚决实行干部职务能上能下、能下能上的原则，逐步从制度上保证德才兼备、具有开创精神的干部能够脱颖而出。

12月5日，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企业改革增强企业活力的若干规定》提出：1987年要在深化企业改革，增强企业特别是大中型企业的活力方面迈出较大的步子。为此，对不符合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搞活企业的精神的规定，应予废止或纠正；要推行多种形式的经营承包责任制，把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以调动企业积极性，给经营者以充分的经营自主权。

然而就在这一项项改革措施启动，改革大潮滚滚向前推进之时，一股潜流暗暗涌动，并迅速在全国部分主要城市蔓延开来。

12月中下旬，徽省、沪市、金陵、京城等地部分高校学生上街游行，对学校教学管理和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等问题提出意见，使这些城市的交通和社会秩序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随后，浙省、黑省、江北等地大学生也发起集会，提出“争民主，要自由”。

形势骤然紧张！

姜泰民连续多日紧急召见各大院校党政负责人和宣传战线、团省委主要负责人，要求他们积极加强教育疏导，避免矛盾激化、事态扩大。

12月30日，邓公就学生闹事问题同几位中央负责人谈话指出：

“学生闹事，大事出不了，但从问题的性质来看，是一个很重大的事件”，“凡是闹得起来的地方，都是因为那里的领导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这也不是一个两个地方的问题，也不是一年两年的问题，是几年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的结果”。

1987年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元旦献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搞好改革、开放的根本保证》。

随着工作的深入和寒假到来，学生事件刚刚开始发酵，便在强大的政治攻势下，渐渐式微，进而烟消云散。

由于姜泰民反应迅速，江北的学运活动仅仅只局限在市几所大学，并迅速得到平息。

早在徽省等地学潮之初，姜泰民就专门将姜小军、阳松、阳澜、姜文红、董向阳等众子女召集回来，严令他们不参与、不支持、不妄议，时刻与中央、省委保持高度一致！

市学生开始上街游行后，得知消息的阳春明老太爷甚至如惊弓之鸟，匆匆忙亲自赶到汉中，再三叮嘱姜泰民管束好子女，不能犯方向性错误。

因此，整个事件发生时，阳松、姜小军等人除了在电视、报纸、电台等新闻媒体上关注、小范围讨论一下以外，都循规蹈矩的各自忙着自己的工作。

但还是有不少已经参加工作的大学毕业生参与了游行示威等活动。王文华就是其中之一。

春节前，经张本生、王东辉介绍推荐，阳松和其他几个年轻人一同在党旗下宣誓，成为了一名中共预备党员。王文华失落的被拒之门外。

在团省委青少部工作的江峰因工作得力，被破格提拔为青少部副部长，迈出了他人生关键的一步。

朱明近教授非常准时的将《亚洲经济未来发展走势》一书的翻译稿交给了阳松，并提出了很多修改意见；同时，苏珊娜、齐娟、古婵娟的翻译稿也陆陆续续传到阳松手上。

接下来的工作只能靠自己了。因此，就连春节、元宵节，阳松除了必须走动的几处外，将自己关在服装厂宿舍，通宵达旦、日以继夜的审核、修改，终于赶在四月前完成了全部书稿，分别给朱明近、严厚德两位教授送寄去。

三本书的内容与当前中国改革开放大局极为契合，正是出版社可遇而不可求的题材，更何况有享誉全球的著名学者约翰?海萨尼、巴克斯?鲍姆和国内著名专家严厚德、经济学届新锐朱明近几人亲自作序、大力推荐，因此颇受青睐。

但春节期间有一件事让阳松感到无比的诡异奇怪。

大年初一清早，他给已经回到波士顿的苏珊娜打电话时，先拿起话筒接听电话的竟是姜瑜，没说几句，话筒里竟还传来小婴孩的啼哭声；阳松大惑不解，追问之下，姜瑜竟然说是苏珊娜收养了一个弃婴，还坚持要她做小孩的教母，飞到波士顿为孩子洗礼。苏珊娜在电话里则开心的不行，嚷着说是等孩子大一些，就要带他来中国，认阳松为教父。

阳松听得头都大了，心里生出一团团疑云，恨不得一下子飞到苏珊娜和姜瑜两人身边问个究竟，却苦于无法脱身，只得拜托李家栋方便的时候去打探一下，看看到底发生了些什么。

不久，严厚德、朱明近两位教授分别传来佳音，《未来中国

法制化道路》和《四方博弈造就一座名城--硅谷》分别改名为《法制中国》和《“硅谷”发展启示录》，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亚洲经济未来发展走势》改名为《中国经济走向二十一世纪》，由江北经济管理学院出版社出版发行。朱明近、齐娟、古婵娟、苏珊娜都作为翻译者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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