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亡命天涯

在文革前的几年里，虽然农村还实行人民公社制度，但由于实行“三自一包”，几年之中农村还是出现了微小的贫富分化。勤俭持家的人稍微富裕一些，好吃懒做的人要相对穷一些。前面提到的郑八虽然是村治保主任，但好吃懒做、挥霍无度。那时他们家吃饺子饺子馅里竟然不搀青菜，纯粹是精肉馅的。这种过日子法，在当时一般农民中都是不敢想象的。因此，郑八家里始终是家徒四壁。郑八的几个孩子从生下来一直到文革，居然没有盖过被子。文革一开始，郑八就带着他的几个儿子来我们家抄家，把被子都抱走了。几个儿子晚上把抢来的被子往身上一盖，兴奋地说，原来盖被子睡觉竟然这么舒服。其实当时的中国，除了少数高高在上的统治者以外多数人都是赤贫的，也非常可怜。但高明的统治者恩赐给这些可怜的人一个乐趣：从人群中划出“极少数”更可怜的一群来让这些人折磨、虐待，从受虐者的惨状中让那些折磨他们的人找到自己高人一等的感觉。

随着造反派日复一日的折磨，外婆的身体越来越差，腹部肿得像一口大锅。外公比较麻木，不会多想，身体也比较硬朗，倒是还扛得住；而外婆这个人自尊心强，忍受不了这种侮辱，就跑到村外上吊自杀，幸亏被人发现后救下来了。此事发生以后，造反派们就当着外婆的面对我外公和母亲宣布了一条纪律：每天必须看着外婆，不许她自杀；如果外婆自杀了，那么就拿外公和母亲是问。外婆怕牵连外公和母亲，只好放弃了自杀的念头。这就是那个时代：求生不能，求死也不能。

外婆自杀未遂并没有激起这些平时互相以“自家”、“亲自家”相称的造反派们的丝毫怜悯，依旧不依不饶。而且，随着“斗争经验”的日益丰富，批斗的手段也越来越毒辣：在游街时，把这些戴着木牌高帽的批斗对象用绳子拴成一堆，弄一些威力大、声音响的二踢脚往他们头上扔。伴随着“嘭嘭”的巨响，一边是这些老弱妇孺们惊恐万状地躲避，一边是兴致勃勃的造反派们开怀大笑。每到此时，外公和外婆都紧紧地护住我母亲，生怕她年纪太小禁不住吓出个三长两短。有个精神脆弱的批斗对象，从此吓疯了。

其实，外公、外婆和母亲所受到的这些迫害，在当时来说还并不算特别恐怖的。文化大革命期间，有很多地方发生了针对成分高者的屠杀行为，有的全家惨遭灭门之灾。例如湖南省道县，在一九六七年夏季短短两个月之内，就有四千多名家庭出身不好的人被残杀，上至八九十岁的老人，下至几个月的婴儿，都不能幸免；其手段之残忍，方法之暴虐，令人发指。比起他们的命运来，外公、外婆和母亲的遭遇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恐怖的利斧不仅仅砸落到我们家头上。当时大队长的女儿小名叫改改，就是那个和我母亲一起长大的、经常欺负我母亲的女孩。改改在文革初期也成了红卫兵，最初抄家、批斗别人的时候也是耀武扬威。只过了几个月，他爹因为粮食关时贪污引起众怒被整倒了，改改也霎时间从神气活现的批斗者、红五类成了批斗对象、黑七类，惊恐不安地和我们家一起受刑。改改他爹脾气大，挨批斗没几天就气死了；改改他妈受不了这种刺激，不久就疯了。我小时候在农村住时，还经常见到这个疯老太太深更半夜要去公社“告状”。改改也慌忙在离家五六十里地开外的一个村子找了个婆家嫁了。改改的模样和人品都不怎么样，又是黑七类，正经人家不要，只好找了一个瘸子。

在一九六七年春末夏初的一次批斗中，一枚威力巨大的二踢脚在我母亲耳边轰然炸响，把十五岁的她的右耳炸聋了。那次批斗结束后，外婆对我母亲说：“秀菊（【注】我母亲的小名），这老家实在是没法活了，我和你叔（【注】滑县方言管父亲叫“叔”，母亲叫“婶”）也算是活够了，不怕死……可你还小，赶快找个好人家逃命吧！再待在家里也不知道哪一天就没命了！”当时，聋着一只耳朵的母亲已经被吓得神情恍惚，茫然地点点头答应了。

然而奇怪的是，尽管我们家是“贱民”，但当外婆放出话来给母亲寻婆家时，前来说媒的人却络绎不绝。很多提亲的对象，不是这个村的支书，就是那个村的民兵队长。其中原由就是我母亲模样长得非常漂亮，又被外婆教育得极为贤惠。尽管批斗我母亲时这些人可以高呼口号，甚至动手打人，但他们心里并非不清楚是非。陷害别人是为了保全自己，或者是捞取向上爬的政治资本；而现在利益就在眼前，什么阶级立场、阶级感情都立刻不重要了。这就是经过文化大革命这场“触及灵魂的大革命”洗礼后，中国人整体所具有的心态。

但是我的外婆对滑县这块土地早已恐惧万分，宁死也要把母亲送得远远的，因此对支书儿子、民兵队长们的求婚，一概婉言谢绝。就这样，我在郑州的大姨找了住在郑州拾破烂的老乡张大娘，由她把我母亲介绍给了我父亲。那是一九六七年九月，我母亲十六岁，我父亲三十二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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