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群体与领袖的关系

群体需要领导者,他们所需要的是一个迎合他们口味的领袖。在群体面前的讲演家不需要启发思想的学者,因为启发思想必然要分散群体的注意力,是令群体反感的,讲演者不能对一心要把国王送上断头台的群体讲演法律和人道主义,否则你很可能被愤怒的群体掐死后踏烂。他们需要的是简单明了的鼓动,只有他们希望听到的真理才是真理,“真理”的表达必须是“坚决反对”和“坚决拥护”的旗帜鲜明的口号,不能啰嗦模棱两可,只有如此他们才喜闻乐见。掌握了什么是群体喜闻乐见的,操控群体对领袖来说又是件并不太困难的事,这是由于群体的智力低下,容易被暗示左右。“群体只知道简单而极端的情感;提供给他们的各种意见、想法和信念,他们或者全盘接受,或者一概拒绝,将其视为绝对真理或绝对谬论”。

因此,杰出的群体领袖必须深谙“违道以干百姓之誉”。希特勒之能成功一时,在于他具有洞悉群体心理的高超本领,他甚至说出了比勒庞这位社会心理学家更深刻的剖析群体心理的话,他认为,群众就像女人,宁愿屈服于坚强的男人,群众爱戴的是统治者,而不是恳求者;“他们更容易被一个不宽容对手的学说折服,而不大容易满足于慷慨大方的高贵自由,他们对用这种高贵自由能做些什么茫然不解,甚至很容易感到被遗弃了。他们既不会意识到对他们施以精神恐吓的冒失无礼,也不会意识到他们的人身自由已被粗暴剥夺,因为他们绝不会弄清这种学说的真实意义”(希特勒:《我的奋斗》,转引自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从这段话我们似乎看出希特勒这样的领袖并非不理解自由主义的自由的意义,他之成功在于他迎合了他的德国人民的群体心理,一个领袖知道什么是善,但又知道什么时候必须行恶——这种马基雅维利主义恐怕是天才的权术家都需要首先掌握的。

由于群体感情偏执、道德败坏、智力低下,他们尽管如洪水泛滥使人恐惧,但他们又具有一切可怜虫的特点——向强权低头。“群体喜欢英雄,(英雄)永远像个恺撒。他们的令牌吸引着他们,他的权力威慑着他们,他的利剑让他们心怀敬畏”。“群体随时会反抗软弱可欺者,却对强权低声下气。如果强权时断时续,而群体又总是被极端情绪左右,他们便会表现出反复无常,时而无法无天,时而卑躬屈膝”。这样,对善于驾驭群体的领袖来说,他必须要利用强权和必要的手腕,领袖用适当的方式越是虐待崇拜他的群体,群体就越会表现出对领袖的绝对顺从。为了使群体时刻对领袖表现出崇拜,领袖需要适时地在群体中制造恐怖。恐怖不仅使群体对领袖所指的所谓敌人拥有无限的仇恨,而且会因此恐惧而加倍地对领袖崇拜,只有领袖制造的恐怖足够强烈,群体才能立即投身到消灭领袖所指的敌人的行动中,即使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勒庞举例说:“当波拿巴压制了一切自由,让每个人都对他的强权有了切肤之感时,向他发出欢呼的正是那些桀骜不驯的雅各宾党人。”

因此,一个杰出的群氓领袖,必须学会利用集体无意识适时地达到“咈百姓以从己之欲”。由于群体不善于思考,他们并不能以学者的眼光辨别什么是真理。领袖要驾驭群体,使之任凭自己的操控,就需要用适当的修辞告诉群体什么是真理。这种修辞方法既不需要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更不需要现代分析哲学,而是依靠——论断、重复和传染。我们前面已经讲到传染对于群体心理形成的巨大作用,但传染的源头却需要论断和重复。所谓论断就是省略烦琐的论述,只告诉最后的结论;而重复就是把论断一而再再而三地灌输到群体的耳朵里。那个发表论断和不断重复的领袖必须有病态的、偏执的热情,一个半疯半癫的执著的领袖就容易给群体造成他已经拥有最高真理的印象。我们看希特勒的讲演就是这种“真理制造者”的典型,他不会像书斋里的哲学家那样小心论证,但他比书斋里的哲学家显然要大胆得多,在他的嘴里时刻都会滔滔不绝地产生出“科学真理”,群体不会在乎什么是科学、什么是真理,凡是能打动自己的感情的都是“科学真理”。

由于大多数人除了自己的行业,对于许多问题都没有清楚合理的想法,勒庞认为,领袖就具有做群体领路人的作用,但这个作用可以用定期出版物来代替,因领袖不可能时刻在群体聚会中讲演,“这些定期的出版物制造有利于群众领袖的舆论,向他们提供现成的套话,使他们不必为说理操心”。希特勒把公共舆论牢牢控制在他的手腕之下,当他需要什么观念做真理,他就会命令舆论阵地立即炮制出大量“科学真理”,制造“科学真理”的速度显然比制造生活用品的速度要快得多、效率高得多。谎言重复千遍不会变成真理,但谎言重复千遍容易使群体相信被重复的谎言就是“科学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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