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影心动22:34:21

鼠辈说得有一定道理，但苏联是否有侵略中国的计划，在没有可靠档案材料披露之前，应当存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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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学时起，直到几年前，长达20年时间我都在研究苏联历史，主要信息来自苏联方面的材料。无论是赫鲁晓夫回忆录，还是勃列日涅夫、苏斯洛夫、安德罗波夫、戈尔巴乔夫、多勃雷宁、崔可夫等人的传记，以及阅读过有关中苏关系的一切的苏方资料，都未发现过60-70年代苏联有入侵中国的任何计划。相反，除了赫鲁晓夫外，其他苏联领导人提及中国，口气还相当温和，都把中苏交恶看成一种遗憾。而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的主要罪状之一，就是恶化了中苏关系。赫鲁晓夫10月14日下台当夜，苏联新领导人就通报给中共，而且是以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亲自登门通报方式，延续了两党过去就重大决定先进行内部通报的做法，可谓给足了面子。

然而，日，在苏联政府举行的国宴上，发生了马利诺夫斯基事件。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喝得酩酊大醉，在向贺龙敬酒时说：“不要让任何的毛、任何的赫鲁晓夫再妨碍我们。”马利诺夫斯基是军人，也不是苏联主要领导成员，他在醉酒时说的话，一方面是他自己的言论，另一方面也包含了对中苏关系缓和的期待——他认为是毛和赫鲁晓夫的矛盾损害了中苏关系。

贺龙向周恩来反映这一情况后，周恩来向勃列日涅夫等人指出这是严重挑衅。勃列日涅夫了解情况后，表示马利诺夫斯基是“酒后失言”，表示道歉，但周恩来坚称是“酒后吐真言”，带团退场表示抗议，并用急电向北京报告了此事。本身一个非领导成员在醉酒状态下的一句戏言，并且已由苏联最高领导人正式道歉，此事就该过去；而中国代表团揪住不放，只能表明当时中国的个人崇拜严重到损害国家利益、干扰对外关系的程度，即便在周这位高级领导人心中，毛也成了摸不得碰不得的老虎屁股。

8日上午，毛知道马利诺夫斯基事件后立即召开政治局常委会，继续小题大做，把苏共新领导人定性为“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主义”；他还说，“既然发生了马利诺夫斯基事件，即使苏共新领导道歉，我们也不能跟他们谈其他问题。”会后，以特急电形式指示要抓住这件事采取攻势，指责苏共新领导破坏团结，甚至要“不怕大吵、不怕闹僵、不怕不欢而散”。

8日，勃列日涅夫、柯西金等苏共主要领导人到中共代表团下榻的宾馆登门宴请并再次就马利诺夫斯基事件致歉，但中国代表团因接到了毛的指令，本着“大吵、闹僵”原则，导致最后不欢而散。同时中共代表团按照毛的指示，频频在莫斯科会见各东欧国家代表团，尖锐指责苏共新领导人“我们发现情况比原来预计的更坏”、“是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路线”、“现在的苏共领导软弱，内部矛盾、混乱、动荡，各方面的压力大”等等，在别人家门里拆别人的台；并直接了当要求苏联放弃“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和平竞赛”的对外关系准则与“全民党、全民国家”的提法，直接干涉苏联内外政策。这些行为，仿佛中共是苏共的老子党，毛是勃列日涅夫的太上皇般，理所当然要遭苏联拒绝，最终不欢而散。

可见，1964年十月革命节前后，苏共中共之所以未能抓住赫鲁晓夫下台改善关系，原因在于毛的小农式狭隘——马利诺夫斯基酒后失言确实有失礼仪，但他本人及整个苏共领导层已屡次三番道歉，可见完全不是苏共蓄意挑衅。而毛畸形的自尊心受到伤害，尤其害怕中苏关系改善后会真有内部势力借助苏联帮助把自己搞下台，将个人利益凌驾于党与国家利益至上，所以毛是蓄意破坏中苏关系，要“大吵、大闹、不欢而散”的。

日，中国代表团离开莫斯科回国。在赴机场途中，柯西金仍对周恩来说：“我们同赫鲁晓夫还是有所不同的，不然为什么要解除他的职务呢？”柯西金还提议举行苏中两党高级会谈，商量两党改善关系的办法。周表示将向毛这个建议，很显然，毛拒绝了苏方的提议。

但苏联方面并未放弃改善苏中关系的努力——不是苏联更爱好和平，而是苏中关系改善有利于苏联利益。1965年2月，苏联总理柯西金访问越南途经中国，在北京停留期间，周和毛先后与他进行了会谈。周提出了发展两国关系的六点建议，柯西金表示赞成；柯西金抱怨中共领导人不理解他和勃列日涅夫对改善苏中关系的愿望，周作了一些解释。而毛与柯西金的谈话则异常尖锐，毛说，“公开论战要一万年，看来少了不行。”表明其对抗到底的决心。

但苏共依旧未放弃改善关系的努力。1965年3月，苏共邀请中共参加苏共召开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协商会议，但中共拒绝；日，勃列日涅夫以苏共中央名义致信中共和毛，邀请中共派代表团出席3月29日召开的苏共“二十三大”。毛则指示中共复信苏共，拒绝派代表团参加苏共“二十三大”。以此为标志，中苏两党之间的各种交往全面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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