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后唐第一重臣安重诲得知吴王竟然称帝，认为这是南蛮狂妄自大，无视天命，便驱逐了吴国派来的使节，彻底中断了自李克用与杨行密，为对抗朱温结盟以来，持续了几十年的友好关系。

天成三年十二月十五日，七十一岁的高季兴，在江陵逝世，其职位由长子高从诲继承。高从诲在很多方面的看法，都与父亲高季兴有很大不同。在高从诲看来，小小的南平与强大的后唐决裂，而去依附弱小的吴国，就是作死之举。

因此，高从诲一上台，南平的基本国策就出现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向，他公开对手下众文武批判自己父亲的外交方针：“唐朝离我们近，吴国离我们远，舍近求远，岂是立国安邦的好办法？”高从诲马上派人出使楚国，主动向楚王认错。不过，那些都是我父亲时代的错误，今后由我来做事，那样的错误不会再发生了。

取得楚王的谅解之后，高从诲再请求楚国帮助自己传书给后唐，表答南平国承认错误，只要中原赦罪，便愿意脱离吴国，重新归附的诚意。同时，高从诲还写书信给后唐的山南东道节度使安元信，请他上疏代为求请。

到了这时，后唐和楚国都有了台阶下，本来就打得三心二意、停滞很久荆南战争就这样结束了。经过双方协商，高从诲向李嗣源上表称臣，进献赎罪银三千两。李嗣源则承认高从诲为荆南之主，撤销了对南平国的讨伐。

然后，高从诲再派使节出访吴都扬州，用十分无辜的理由提出分手：由于高家历代祖坟都在中原，如果向吴国称臣，可能会祸及祖坟，对不起祖先，所以实在没办法，只好请吴国体谅一下南平的难处，咱们还是停止往来吧！

对南平讨伐战的结束，同样给李嗣源带来了一个新问题，就是以后要拿什么理由来消耗孟知祥的钱粮，以及牵制孟知祥的军力！

其实，早在高从诲刚一继位，开始向后唐、马楚摇晃橄榄枝，但还没正式臣服前，孟知祥就向李嗣源上书：既然夔、忠、万三州已经收复，讨伐的南平的战事已经基本平息，那么是不是应该将从西川抽调至夔州驻防的军队调回来了？李嗣源当然不同意，本来打南平的弦外之音就是为了防着点儿你的西川。只是这话不能明着说，只好回应：讨伐战还没打完，各军不能撤兵！

既然不能通过合法手段来解决问题，孟知祥也不介意用不那么合法的方式，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他悄悄下令给派驻夔州的西川军将领毛重威，让他煽动士兵闹事，就像昔日的庞勋，或几年前的皇甫晖，自行离开驻防地返回乡。放在当时士卒骄纵的背景下，干这种事有极大的风险，搞不好弄假成真就得吃不了兜着走！但孟知祥敢于鼓动属于自己的士兵兵变，是因为他有信心控制住军队。

于是，夔州发生兵变，军营炸锅，西川军士无视朝廷军令，自行解散回了西川，导致西线讨伐军军心动摇。好在高从诲已经决定要当后唐附庸，这起兵变才没有引发严重后果。不过，这还是引起李嗣源的愤怒，既而下诏：要严惩毛重威，和他手下那擅离职守的乱兵！

可是，这些人都已经回到西川。在孟知祥的庇护下，后唐皇帝实际上已经管不了他们，诏书沦为了一纸空文。为了不与后唐皇帝彻底撕破脸，孟知祥也不想公然抗命，就出来装好人，为士兵请命。他上书李嗣源，强调种种原因，西川将士的实际困难等等，请求赦免毛重威等人。

冷静下来之后，李嗣源与安重诲不得不重新考虑现实。很显然，能否惩办闹事的西川军士，与洛阳的朝廷是否赦免毫无关系。孟知祥的反叛看来已经不是会不会发生的问题，而是何时发生的问题！此时后唐在蜀中尚无应对叛乱的足够兵力，那就不妨先安抚孟知祥，为重新布置争取时间。于是，李嗣源卖给孟知祥一个人情，就当什么事也没发生，不再追究夔州兵变的事。

接着李嗣源宣布：将在南郊举行隆重的祭天大典，但是国库缺钱，所以向各藩镇摊派这笔额外支出。蜀中富庶，理应出大头。于是安重诲派自己的心腹，客省使李仁矩入蜀，传达这项朝廷旨意。具体要求西川孟知祥捐钱一百万贯，东川董璋捐钱五十万贯。

孟知祥接到指令之后，表示对朝廷的困难十分理解。但是今年西川遭灾，米价狂涨，税赋都收不上来，本镇经费开支已非常窘迫，军饷都不能按时发放！不过，即便如此困难，西川仍然会咬紧牙关，勒紧裤带，排除万难，为国分忧！这样吧，西川认捐五十万贯！

孟知祥一口砍掉了一半，不过西川本来就不太可靠，也就只能如此了。那位被安重诲夸奖为“忠义之士”的东川董璋会不会好说话一些呢？李仁矩又来到东川总部梓州传诏，董璋先将他安置于馆驿，然后于第二天设下宴席，为其接风洗尘。至于捐钱的事么，等明天到了酒桌上再谈。

等到第二天，东川的文武官员都到齐了。众人在宴会厅等了很久，却一直不见李仁矩出现。董璋感到奇怪，亲自赶到驿站找他，却见李仁矩抱着美女，玩得正高兴，把今天该干什么事都忘了。董璋勃然大怒，马上命卫士上前，将李仁矩从床榻上纠下来，然后指着他的鼻子大骂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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