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的防御将不攻自破，两淮的军队只能最后撤至长江南岸，困守建康一地，打破原来相持的平衡，转化为隔江对峙，使南方军队陷入全面被动。

此外，江汉平原同时是南宋的重要的经济区，当北军完成对这一地区的占领，其在经济力量方面会大为增强，此消彼长宋方的经济力量则会大为削弱，攻守及胜负的格局也就定了。

事实上元军即使在重庆的钓鱼城和两淮多次受阻，而当其一旦攻破襄樊和鄂州，四川和长江以北的战斗也就结束了，宋元决战的战场也转换到了建康以西，而且宋军想要翻盘则很难很难。所以赵昺觉得此战也证明了襄樊、鄂州存，则川蜀、两淮赖之而可得以安，荆襄失，则川陕、江淮难保的定律。

赵昺再将眼光放远些又从舆图上有了更多的发现，他觉得荆襄地区所防护的不仅是汉江和大别山以南的江淮地区，其实，宋金沿秦岭－淮河一线划界，边界并不在襄阳，而是在南阳盆地和大别山北麓，这一地区仍是宋军防护的前线，也就是说，汉江和大别山并非是南宋的第一道北方防御区域，应该向北再进一步。

这样一来，襄阳的位置的重要性就不仅仅限于身后的江汉平原了，而是向前延伸，在左侧保障汉江走廊的安全，即川陕战区沿汉江走廊与荆襄及江淮战区的联系，也能防止北军从武关道，通过南阳盆地西侧向汉江走廊迂回。同时，襄阳作为军事重镇的稳固，有利于南方力量控制南阳盆地，而南阳盆地对于经略中原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依靠襄阳，争取在南阳盆地的主动，使荆襄战区在大别山北麓能够和淮西战区建立稳固的协防关系。

扩大了南宋荆襄与两淮防御的区域，并不仅仅被动地利用襄阳城和大别山的地形来防守，同时，优化了荆襄与两淮尤其是淮西的联防。所以，对南宋在襄阳以北，大别山以北的军事活动的意义不能忽视，襄阳以北军事活动的成效在于，分别从两侧加固了整个川陕和两淮战区，而且是三个战区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使荆襄战区的在当战事集中在川陕和两淮，尤其是淮西时，能够给予及时、有力的支援。

相反地，如果襄樊失守，不仅大别山北麓的防御不复存在，而且大别山作为山险的局势也会丧失，不仅荆襄的军队不得不全面向武汉江面后撤，同时两淮也失去了左侧的庇护，而且在长江以北进行防御的必要性也将不复存在；两淮的军队也将被迫放弃淮河及其以南的广大区域，不得不向建康以南的长江江面集结，准备应副从武汉方向沿长江及其两岸东进的北方军队。

此外对于四川战区造成的后果是，陷入孤立。襄阳的失守，可能造成川陕战区秦岭防线的崩溃，使原来的军队南撤至米苍山布防，而且不得不在东面防御可能从襄樊以西准备入川的军队，这样成都方向的防御自然被严重削弱。北军可以沿汉江南下，很快便可以威胁到荆门、宜昌。如此四川战区在前后夹击中，不仅不能回援长江下游，自己也因与下游的联系切断，而陷入坐以待毙的境地。

而赵昺又翻阅了当时的宋金、宋蒙之间的战例，南宋晚期的局面基本是与此符合的。也就难怪在南宋的中前期，虽然襄樊方向的战事远不及淮西紧张，但很多南宋大臣都认为与南宋存亡关系最大的防御重点是在荆襄。且此地一失，宋廷失去的不仅是一块缓冲区域，同时也失去北伐中原的前进阵地。而他知道后世的淮海战役之后，国军的长江防线便完全暴露，终被逐出江南，避难于台湾。

另外大家都明白打仗就是烧钱，而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所以山川河流的布局虽然是固定的，但其军事地理的意义却因经济区域的彼此关系的差异，以及政权边界的分布和政权间的相互关系，不同时期的不同地区的山川地险和关塞城池有着不同的军事战略价值。

江淮地区经济发达，对这一地区的控制，不仅仅是地域大小的变化，同时包括着这个范围内人口、赋税等重要的经济力量的变化。所以涉及重要经济区的争夺时，战争双方的力量对比是非常迅速的，尤其是在势均力敌的情况下，在对一个具有重要经济影响的区域进行争夺时是十分明显的。这种例子不胜枚举，八路在抗日时占领的多是穷乡僻壤，难以得到长足发展，可一旦占据了东北，形势立刻大变，人、枪都不缺了。

同理襄樊的军事价值还在于对江汉平原这一富庶地带的控制。而鄂州若失陷，对于长江下游的政权而言，则失去了来自四川，云贵、湖南甚至两广的经济控制力，表面上是几个城市的陷落，但带来经济损失的区域往往超过单纯军事占领的地带。鄂州如的陷落，东去不远的江州几乎无险可守，但江州的丧失，则意味着赣江流域的丢失。所以，当只剩下长江下游以南三角洲地区的太湖平原的经济和人力，根本是不可能再挽回败局的。

赵昺其实也明白长江的长度有数千公里，在一些江面比较狭窄的地方，其实还是容易渡江的，重要的是长江以北淮河以南的这一块军事缓冲地带，如果淮河失去，长江就难保，因此军事上还有‘长江之限不可久持’之说。而当下他面临的形势是不仅没有江淮做缓冲，江北岸连一个立脚点都没有，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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