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大排名中将他们几与乞丐同列，九儒十丐成了那个文明沦丧、礼崩乐坏的最好注脚，还让他们落了个传于后世的‘臭老九’之名。

但赵昺也从来琼的士子们的言语中也听出了弦外之音。蒙元占据江南后，忽必烈很快下令废除宋经制总制等苛捐杂税一百多项，并多次下诏减免全国或是地方的地税和地租，可谓是广施仁政。老百姓图的是什么啊，不就是安居乐业，衣食富足，至于谁当皇帝却并非十分在意。江南的士民于是从亡国之后的游移、徘徊、观望态度，敌意逐渐消除，渐渐走向拥护元朝的立场。

所以说这次上千士子归朝，看着风光热闹，可此次他们在报纸上投送的文章中少有披露元廷暴政，反应抗击鞑子的文章，多是些取笑蒙人不同的生活习俗及抹黑他们陋习的插科打诨。说明仅仅几年时间就已经将国仇家恨淡忘了，若非蒙元做的太过，使得士人们再难施展‘抱负’，说白了没有了当官的通路。听说行朝开科才不远千里来碰碰运气，说不定还能金榜题名。即便落榜说不定皇帝开恩，也会赏个功名。

此时赵昺不敢说这些士子都有这种侥幸心理，但是他以为也不会在少数。对于这种心情赵昺十分理解，毕竟遭此巨变，人的心理有些波动太过正常，曾经效忠的君王投降了，十年寒窗为之奋斗的目标不见了，被视为蛮夷的鞑子却成了国家新的主人，不免失落、彷徨，不知何去何从。

赵昺记起两句诗“谁不誓捐躯，杀身良不易”。这两句诗出自十六岁少年夏完淳的《自叹》，他生活的年代正是明末清初的革鼎交替之时，与当下何其相似。该诗作于顺治三年，其时夏完淳的父亲允彝已于上年八月投水自尽，他的嫡母盛氏也出家为尼，剩下他和生母陆氏相依为命，四处漂泊，颇道出了他内心的彷徨。

从关内汉人的角度看，明清易代，乃家国奇变。对深受儒学传统教育的知识分子来说，他们既要承受社稷倾覆、制度崩坏所造成的流离之苦和心理恐惧，又要忍受蛮族武力镇压下，不得不变发易服、投诚效顺的精神屈辱。这让很多人陷入了不知所从的精神困境。

不过这次局势的变化之快，几乎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期。江南士人们很快发现，可供自己考虑的时间其实非常有限，许多选择都是仓促之间做出的。虽然结果不外乎生死两途，而过程却极为复杂，但想过死的最后未必能真死，而死了的，开始时却可能并没打算要死。

对许多人来说，当国家覆亡的消息传来时，最初的冲动可能都是赴死，地位越高的人心理上的压力应该越大。有诗坛“江左三大家”之称的钱谦益、吴伟业和龚鼎孳，即为明证。三人中钱谦益文名最高，他因畏死而为后世所轻。吴伟业也想到了死，他曾“号恸欲自缢”，后在老母的哭劝下放弃了。龚鼎孳的经历最曲折，李自成入京时，他“阖门投井，为居民救甦”，结果既降了大顺，又降了清。

在来到这个世界后，本与这场天下大乱没半毛钱关系的赵昺在经历过多次生死考验之后，他十分明白英雄并不是天生的，自己也曾不止一次的想过逃避，甚至想过死也不能想自己的替身一般死的那样窝囊，但当危险来临之际还是忍不住想到活下去，让有英雄情结的他也体会到了生死抉择之难。

逃亡的经历也让赵昺切实感受到这种历史的吊诡和命运的不可捉摸，那些殉国的忠烈之士虽然死法各有不同，对生命的留恋程度也互异，但在势穷力竭、屠刃加颈之时，他们均能慷慨面对，无一屈服，都不愧为英雄。他每每想到此都会扪心自问，但答案却总让自己失望。

由己度人，生命对每个人来说都只有一次，取舍之际，各人的考虑永远是不同的。太平年代的人，永远无法体会乱世人的心情。但我们必须要明白，承平之世写道德文章易，危难之际行杀身成仁难。这是读书人最易忽略的问题。时势既能造英雄，有时也会成为人性的镜子，照出人类的复杂和一些人的尴尬。

每当社会动荡，让注重文行出处、负有济世之志的有识之士，在危险还未出现之际，同样会不由自主地想到死。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南下的鞑子很快就稳住了局面，江南的抵抗也渐次消歇。“死者长已矣，存者且偷生。”对大多数人来说，生活逐渐恢复了平静，也进入了常态。生死的选择此时已成为过去，曾经的精神困境也不复存在，谁还会想着去殉国呢？

但对有些人来说，另一个问题却开始浮现出来，那就是在新政权统治下，出仕者面对隐居者，偷生者面对尽节者时，内心挥之不去的尴尬和愧疚。仕敌以后，曾经被自己和朋辈视为立身根本的道德节义成为沉重的负担，压在心头。但委身异族，即便实有诸多的不得已，可昔日的同窗和知交纷起反抗，或死或隐，又使他不能不对自己的选择表示怀疑，被痛苦时时噬咬自己的良心。

不过作为过来人赵昺还知道曾经誓死汉庭的士子们，在蒙元亡国后也有不乏为之自杀殉葬者；而在满清初立时，在诸多士人的带领下为反对剃发令死的人以十万计，可在其灭亡之时，为了保住辫子死的士人也不知有多少。但你能说这些人是不忠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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