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初内地来的士子人少，只能自叹倒霉，想回去又非那么容易，只能暂时安置下来等待再次开科。可随着消息的扩散范围越来越大，不惧险阻跨海而来士子也越来越多，最后聚于府城的达千多人。三人成虎，倍感失落的士子们便聚众闹起事儿来，称此次科举不公，都是大宋士人为何坏了规矩！

获知真相赵昺也只能长叹一声，感叹世事无常，这些士子也是可怜。想当年大宋朝厚待士人，对他们关爱有加，可谁想到大宋说完就完了。而换的新主子却对士人并不感冒，开国改号以来二十年未开一科，让这些士人的日子变得极为艰难起来……

以赵昺所知忽必烈在作宗王时，儒臣谋士确实给他帮了大忙，他也假惺惺做了一些诸如“诏军中所俘儒士听赎为民”的举措，无外乎是出于收拾人心，他攻略南宋的主要鹰犬皆是北方汉人将领。但李璮之乱后，忽必烈杀掉与李璮有姻亲关系的汉臣王文统，对汉人疑忌心陆增。随着江南平定，汉人儒生在这位大元皇帝眼中更是失去了任何利用的价值。

至元二年，忽必烈下诏：“以蒙古人充各路达鲁花赤，汉人充总管，回回人为同知，永为定制。”除此以外，御史大夫“非国姓不授”，各道廉洁司也必选蒙古人为使，实足的土皇帝架派。于是元朝朝堂上出现一种奇怪的现象，南人上朝行礼完毕后，必将两手背在身后。不知实情的外来者还以为中国南方人喜欢背后手站立以示有风度，其实他们是被迫做反剪被捆状向蒙古人表示服从。

在政治上，元朝统治者对占人口多数的汉人和南人，从多个方面严加防范，即使是加入统治集团的汉人、南人上层，其权力也受到诸多限制。元朝中央统治机构中，总揽全国行政的中书省、掌管军事的枢密院和主司黜陟监察的御史台这三个部门的正官，非蒙古人不授。中书省的右、左丞相是统六部、率百司的最高行政官，终元之世，汉人、南人得任此职的仅世祖时作为“元勋宿望”的史天泽和顺帝时特赐蒙古姓氏的贺惟一两人。

在宗教上蒙古贵族亦以士人迥异，起初他们信仰多神的萨满教，后来皈依喇嘛教，尊奉吐蕃僧侣为帝师，对其狂热崇拜，皇帝亲自从之受戒。元中期在各路广修帝师殿，祭祀第一任帝师八思巴，其规模制度超出孔庙。相形之下，儒学在蒙古统治者心目中的地位要逊色得多。由于社会文化背景的差异，他们对儒家学说的概念、体系感到难以理解。忽必烈早年曾对儒学产生一些兴趣，但体会粗浅，后来在理财问题上与儒臣发生分歧，认为后者不识事机，与其渐渐疏远。

语言文字上忽必烈命八思巴仿藏文字母创制“蒙古新字”，颁行天下，凡官方文书必用其书写，再以当地文字附之，这又将大批士人排出在外。元朝的儒臣们为了向皇帝灌输儒家思想，不得不将经书、史书和有关讲解用蒙文翻译出来进讲，花费九牛二虎之力，其间甘苦，可谓一言难尽。蒙古、色目大臣通汉文的，也是少数。为推广这种文字，朝廷在地方上广设蒙古字学进行教授。大批汉人为获进身之阶，不得不重入蒙古学校读书。

元朝大一统后，在全国范围内推行赤裸裸的民族分类。第一等蒙古族是战胜者、当权派，自然是龙头老大；第二等是色目人；第三等是“汉人”，主要指中国北部特别是原金朝辖地的民众，包括了汉族、女真族、契丹族、高丽族等，除此以外也包括较早被蒙古人征服的云南、四川大部分地区的民众。第四等，也是最后一等，是“南人”，泛指被元朝最后攻下的南宋辖境内的人民，他们被元朝统治者和前三等人蔑称为“蛮子”。

过河拆桥，是帝王们常用的伎俩，更何况忽必烈本人是位不晓仁义礼智信的虏君。在这种政治高压与民族歧视的政策下，汉臣想与蒙古政权谋求合作，并施展自己的雄才大略，几乎是天方夜谭。江南刚平定一年，忽必烈就以“汰江南冗官”为口实，追夺宋朝旧官的告身，把大批旧宋儒臣官员清理出去。

元朝的这种岐视和民族压迫，说穿了也是内心虚弱的表示。蒙古人用草原思维，或者原始社会－奴隶社会的那种观念，来管理比它更先进的地区，只能让这些地区受到腐蚀，生产力下降，民众不满程度加重，理念和文化遭受破坏，这就从上层建筑方面决定了他们对儒士的态度。

这些昔日的天之骄子，文人墨客，一下子沦为贱民，书中再无黄金屋，书中再无颜如玉，圣人之徒，匠隶不如。汉族士子自隋唐以来以科举图仕进的康庄大道，忽然变成了死胡同。春风得意的向往，随着马蹄声声和膻风阵阵，皆幻化为末路穷途的哭声。

所以，儒士们在元朝“最好”的出路，一是作吏，二是走教职一途。吏道污俗，又要使上大把银两谋职位，因为在元朝，官吏贪污是常态，清廉反而是变态。教职方面，更是僧多粥少，学录、教谕、学正、山长等岗位数目有限，比起现在的两院“院士”还要稀缺，但待遇却极其低下，从山长考上府州教授，不过是准正九品的官。七品算芝麻，这九品又算什么啊？

赵昺知道跨海而来的士子们并非都是走投无路之下前来琼州撞大运的，其中定然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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