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面对可能兴起的蝗灾，赵昺有些束手无策，毕竟除了那些‘偏门左道’，他并没有这方面的经验。而以他所知中国历史上蝗灾被有效控制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曾花了大力气查明蝗源地，之后通过修水利、垦荒等各种方法，彻底把这些地方改得不适合蝗虫产卵，再加上推广药械才逐渐让蝗灾成为了现代的年轻人“听过没见过”的东西。

不过赵昺也清楚蝗灾在历史上肆虐已经几千年，历朝历代肯定有治理的方略，这些方法即便不能彻底消灭蝗灾，定然也能遏制蝗灾的扩大和蔓延，于是他命秘书监查阅史书，走访民间，尽快整理出一份灭蝗的相关资料供自己参考，起码让他有个感性的认识。

与此同时，赵昺也要求三省拿出治蝗的方案，并由户部牵头，各部配合尽快着手实施，争取将蝗灾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减少损失。且要做好一旦抗灾失败后的处置工作，及时赈济灾民，防止形成流民潮，导致灾情四处蔓延，引发动乱。

秘书监别看人手少，但是个个精明能干，赵昺的口谕一下，几个司的人员分工合作，立刻全心投入，查找史料，走访相关人员，仅用了一天两夜的工夫就整理出了一份资料，比省部先一步送到了送到了他的案头。

赵昺看过还算是满意，其中对于历史上蝗灾的记录还算详细，但是对于如何治理方面却比较简略。他对此倒也能理解，毕竟他们的学识和经历方面也有局限性，不可能获得第一手的资料和亲身体会，所以只是摘抄的史料和亲历者的叙述，不过这些对于当下也够了。

按照他们呈上的资料所言：作为拥有悠久农耕文明的农业大国，华夏先民们早就对蝗灾有所记录，并开始探索治理之道。最早关于蝗灾的记载，出现在《诗经·螽斯》篇中的“螽斯羽诜诜兮，宜尔子孙振振兮。”而“螽”古语中即为蝗虫。

最早出现在史料中关于蝗灾的明确记载，出现于《春秋·桓公五年》中，“秋，大旱，螽。”在春秋时代，史书有着“凡物不为灾不书”的惯例，因此史官将其记入史册，可以推断当时的蝗虫已成大灾。而在那个记录统计尚不完善的时代，有明文记载的蝗灾就有十二次。

进入秦汉以来，农耕文明的发展，是历朝历代对蝗灾都有了愈发重视的态度，在史书中对蝗灾及其治理方式都有了更加详细的记载。从史籍中来看，几乎所有史书中都有关于蝗灾的详细记载，而且是朝着越发详细的方向发展。

三国魏晋南北朝时代，国家动乱，史书中缺少相关蝗灾的记载，但在南北朝的史书中仍可见蝗灾的相关记载。《宋书·五行志》：晋怀帝永嘉四年“大蝗，自幽、并、司、冀至于秦、雍，草木牛马毛鬣皆尽”可见此次蝗灾之大。

自隋唐以来，政府制度愈发健全，对蝗灾的记载和治理也越加详细和强劲。《旧唐书·五行志》：“贞观二年六月，京畿旱，蝗食粮。”在唐代，对蝗灾的治理也是下了大功夫的，而且以蝗虫为灾年之粮，也是自唐代开始。

但赵昺也发现了一个历史分界线，在唐代之前记录蝗灾的有之，但治理蝗灾的方法却鲜见。且这条线也可以作为两种学说的界线。前时的古人以为世间的一切都是上天对下界不满的惩罚，只能归咎于上天责罚，天降蝗虫。

受此观点影响，古代社会始终有一种声音认为是道德的缺失触怒了上天导致上天降灾于人间。是故，人就想通过祭祀的办法打动上天，消灭灾害。所以每当发生蝗灾的时候，百姓就会经常祭拜“蝗神”，希望灾害消失，将命运系于鬼神，。

那么作为统领天下百姓的皇帝，他们的做法又会是什么？因此统治者通常将蝗灾视为上天的惩罚，要想免除蝗灾只能靠检讨自己执政不力来消除，甚至不惜颁布罪己诏来消灾避难。所以他们采取了放任蝗灾坐视不管的天命主义，在抗灾上消极应对，只在救济灾民上下功夫，不思如何治理蝗灾。

但这样的做法并没能让蝗灾受到丝毫减弱，反而让农业生产和百姓生活遭受了严重的损害。史籍中也有载：“太宗在苑中捉蝗，咒之曰：‘人以谷为命，而汝害之，是害吾民也。百姓有过，在予一人。汝若通灵，但当食我，无害吾民。’遂吞之。”但其还只是处于憎恨的阶段，并没有采取得力措施。

不过李世民此举却开启了吃蝗虫的先河，唐代形成了食蝗的习俗，在常年蝗虫也成为了珍馐，是相互拜访时馈赠的珍品。赵昺也以为在食物种类匮乏的古代社会，蝗虫的确可视为营养佳品，蝗蝻的粗蛋白含量很高，营养价值与鱼肉价值相当。而在一下蝗区，百姓还将多余的蝗虫淹死后晒干储存，也可以备不时之需。

真正开启朝廷治蝗是在唐玄宗年间，在朝堂之上，还上演了一出姚崇舌战腐儒的大戏。卢怀慎以“蝗是天灾，岂可制以人事？……又杀虫太多，有伤和气”，主张“修德以禳之”。他的观点，现在看来可笑，但在当时却是主流，否则在那个以天子至尊的时代，蝗岂会与蝗同名？

姚崇也不是一般人，在朝堂之上直接反讽“若其修德可免，彼岂无德致然？”接着又指出“魏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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